第八章、公权和私权(2 / 3)

民间行使上天的职权而已。

这也是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皇帝往往在内宫和大臣操控下选择幼弱来担任的原因之一。因为选择幼弱的、愚蠢的人来当皇帝,内宫和大臣更容易掌控权力。

在中国人看来皇帝本身就是物性化的,是下到在民间行使“老天爷”职权的替代品,任谁都可以担当,何须敬畏呢?所以你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内宫和大臣把皇帝当玩物的现象,玩转就玩,玩不转就废,废不了才会听命于皇帝。

古代中国四百多位皇帝中,真正拥有自己实际权力的皇帝可能不到一百人,其余全是窝囊废。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古代中国的皇帝是物性化的皇帝,没有精神存在,没有“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意识。这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学本身存在于上古的中原,到孔子出现,孔子统编了四书五经,才形成有门有派的儒家。

孔子在编纂四书五经中,尊《易经》为儒门圣典,群经之首,然而《易经》是纯物性化的学问,因此以孔子为首奠基的儒学就难免被物性化了。当物性化的儒学在汉武帝之后成为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纲领之后,皇帝也就成了物性化的皇帝了。

事实上“皇帝”本应该是精神领袖,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典范。因为“皇帝”本身就是端坐于高高的、民众的心灵塔楼之上的精神领袖,完全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敬畏存在,而非物质存在。也就是说皇帝是精神映射肉体的灵魂存在,是“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存在。他看是人,其实他是精神灯塔,精神领袖,在指引人们的心灵向一个“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现实”的唯心主义目标航行。

孔子也曾想将儒学从人间渡劫到天上,给儒学以精神存在,但是由于《易经》的阴阳定律是《易经》意识形态的基本基石,《易经》的定义就是阴阳合同,阴阳互斥。这样一来如果你启用儒学,政治纲领就必须定性在君为天定,民为人立,天人合一,政治权力“对立而统一”,上下用“仁”之上。

孔子认为“天下为仁”,仁者二人,上下爱人是为仁。这里强调这个爱是上下关系,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孔子用“仁”为尺度来丈量人心,来绑架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绑架人性,这就导致古代中国的一切政权完全阶级等级化了。

阶级等级化的弊端非常明显,无法用文字完全的表述,最明显的弊害是人们视任何事情都等级分明,天生有尊卑概念,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现实,不讲人性,没有怜悯心,视生命如粪土,杀伐无度。只站在“对立而统一”上看问题,要么敌人,要么朋友,要么敌我不分。如果存在对立反对,要么以武力解决,要么敌我不分,缺失第三方妥协意识。

如果认定是敌人就完全以起义、造反、对抗、对怼、攻击或杀戮为手段,来解决意见分歧。如果认定是朋友就完全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混为一谈,坚持汉奸立场,混沌做人。

古代中国最明显的弊政是阶级分化,上下用仁,缺失公平,二元分化,二元思维,金钱思维,惟物思维,设置特权机构,无唯心主义思维,视人如物,设置物性权利,最终导致物向横流,积富积贫,两极分化,政商一体,贪污腐化,一权独大,拍脑门定事务,事后不负责仼等等。

实际上,古代中国几乎所有文化都受《易经》的影响,被物性化、泛神化、等级化了,所以你看古代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分阶级,分等级,分差别,不讲平等,没有人性化思维。

事实上《易经》根本就不存在人性思维,不存在唯心主义思维,更不涉及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不要把《易经》与西方哲学放一块说,因为哲学是“爱·智慧”学说,重点研究人性,是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的学问,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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