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结果（1 / 3）

第三章、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结果

西方哲学更多的是在分辨是非曲直，而中国哲学受《易经》影响着力点则在辩证天地统一上下功夫，把原本直观的东西复杂化了，用辩证思维看问题，得出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多元化的。

所以说西方哲学定义上很模糊、宽泛、开放，但是在分辨是非上很简单明了，单一的指出“存在与不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涉及过多的范围。而古代中国哲学在《易经》的影响下定义范围很明确，很狭义，只在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看问题，把原本单一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合同与合一没有界限，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辩证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个事物就复杂化了。原因是你我合同必然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果，辩证到底也是你我不分，敌我不分的结果。

西方的哲学定义很模糊，抛开自然科学以观察和逻辑推理为手段，用以面定点的定位方法，从上简单化，只以“人”物质与精神为坐标，专一研究人在“爱与智慧”之间定义事物发展的过程，寻找人性发展的科学规律、科学原理。实践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进步过程，这种思想方法很宽泛，很开放，但是当西方人用爱心与智慧研究社会核心价值观时，认识却很单一，就在一加一等于二上看问题。只在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物质与精神”上看问题。

当你看西方人拍摄的大片时，无论影片多么拖沓冗长，影片的内容只在善与恶上看问题，核心辨证思维永远不偏离西方人对事物发展“存在与不存在”、“物质与精神”的考量，这就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直接明了，单一清楚。

而古代中国人由于受《易经》“变、不变、易变”三变思维的影响，在智慧学、思想学上定义很清晰，很明确，却只在自然法则“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上”的二元论上看问题，以直观观察为手段，张目取像，以面找点，钻进事物内部看问题，在“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寻找问题的原因，实践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

古代中国文化的进门口很狭义、单一，但是进入内部后在思维方法，以及研究方式上，却复杂、宽泛、模糊。

正是由于受《易经》“变、不变、易变”三变思维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在二元进制原理的影响下，认为事物发展从二到四，从四到八就是一个二进制的跳跃过程，并以面找点的、万象更新的、宽泛模糊的看问题。

古代中国人早在二千年前就提出事物发展不是静止不动的，天地万物存在流行的、周期循环的象，事物表面的静止并不代表事物的内质没有变化，事物内在存在阴阳互生互斥的作用，而西方的经验主义者到十九世纪才提出事物存在合同作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验与自然之间可以有连续性，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兼收并蓄的统一整体。

这个思想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想，可见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是超前的。

古代中国人在战略上喜欢用周易思想分析战争事态，在战术上喜欢宽泛、模糊的辨证思维模式，讲究“庙算”之术，但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又回到易经“三变”思维的原点上，单纯用白与黑，一二得二的思维看待战争的发展与延续，对待战争结果只看胜败，所以中国人只对胜利者给予荣誉，而对失败者、战俘只有一个待遇，踩在脚下，败者为寇。

但是西方人在看待战争问题上恰恰与古代中国人相反，西方人在战略战术上单一的取舍进攻与后退之间的关系，战略战术上很清晰、明确，就是在进攻与撤退上取舍战争的发展与延续。但是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很宽泛，很模糊，对胜利者与失败者没有清晰的界定，只看人性本质，看“存在与不存在”、“物质与精神”的真实价值。在西方人看来，只要你参与战争你就应该得到荣誉，所以